在今年政府報告提出要“千方百計穩定和擴大就業”，其中特別提到“我國包括零工在內的靈活就業人員數以億計”。

　　互聯網時代迅速發展，催生了一大批靈活就業群體，具有代表性的網約車司機、快遞小哥、送餐員等職業已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。相比傳統的就業形態，靈活就業群體存在流動性大、組織性弱、權益維護困難等問題。

　　誰來幫助靈活就業群體撐起勞動權益保障的“一片天”？今年兩會期間，這成為全國政協委員關注的重點對象。

　　高小玫委員 制訂《靈活就業法》探索就業保障與城鎮職工保險銜接

　　網約車司機、外賣員、電商……新業態培育出新的經濟增長點，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。但這些崗位的從業人員，卻不得不面臨勞動權益保障缺失的尷尬。

　　據上海市總工會不完全統計和抽樣調查顯示，上海市的靈活就業群體截至2017年已超過150萬，外來務工人員占比60.14%，無技能人員占比59.7%。81.29%每天平均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，68.4%每周休息時間少于2天；未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占17.01%，19.88%沒有繳納社會保險。

　　“《勞動合同法》中規定了兩種靈活就業形態，即勞務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，但現有立法中這兩種靈活就業均有嚴格的限制，如勞務派遣僅限于臨時性、輔助性、替代性崗位，且不得超過用工總量的10%。在疫期中兩種法定靈活就業形態發揮的作用都十分有限。”全國政協常委、民革中央副主席、民革上海市委會主委高小玫表示，后疫情經濟之下,雖新型靈活就業已趨主流，但由于新業態下用工關系比較特殊，導致法定靈活就業并不靈活，靈活就業制度建設滯后。

　　在疫后保就業的要求下，靈活就業從業者的勞動享有社會資源保障的要求更加凸顯。為此，高小玫呼吁，在現有《勞動合同法》內容暫不修改的條件下，針對新型靈活就業關系制訂《靈活就業法》，定義新的靈活就業范圍，從地方勞動登記監管、失業管理和保障、工傷保障以及職業培訓體系等，對靈活就業做出相應規定；進一步完善靈活就業保障，尤其是完善靈活就業者的職業社會保險制度，進一步完善靈活就業的失業保障，盡快設計適合這一群體的失業保險模式；探索完善靈活就業保障與城鎮職工保險的銜接，打通制度障礙，進一步提升就業靈活度、勞動力市場靈活性。

　　俞光耀委員 從業人數超過一定數量積極建立行業工會

　　“互聯網、人工智能等新一輪技術革命催生大量新經濟業態，企業降本增效引發靈活用工需求，相關勞動者的權益保護需要在法律層面上予以跟進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上海申通地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光耀在今年兩會中指出，需要加快將新經濟形態中的勞動關系納入法治協調和保障范圍。

　　參會之前，俞光耀深入基層進行了大量調研，發現目前靈活用工模式中依然存在較多不足，“在平臺經濟、共享經濟等一系列新業態迅猛發展同時，小時工、眾包類用工等靈活用工新模式也層出不窮，對此，我們既要接納和歡迎，更要規范和引導。”

　　俞光耀指出，首先是增加勞動用工立法的靈活性。適應勞動用工趨于靈活的時代特征，相關立法也要增強靈活性，在標準化用工之外，建立健全對非全日制用工等的法律保護，探索網絡平臺用工特有保護制度等。

　　其次，完善新型用工模式中的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。比如，明確新型勞動用工形式中，用工單位除提供薪酬待遇外，還應提供一定程度的勞動保護和工傷保險義務，有條件地提供貨幣收入之外的福利保障等。

　　俞光耀強調指出，還需加強行業工會的建設。對于從業人數超過一定數量的行業，通過各級地區工會和行業組織積極推動建立行業工會，加強對從業人員的組織引導，通過集體協商、民主管理等形式維護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。

　　不僅如此，針對潛在的勞動關系糾紛矛盾風險，俞光耀呼吁充分發揮三方機制功能。在政府加強指導的基礎上，進一步推動企業與工會的集體協商，從源頭上建立和加強和諧勞動關系。深化完善勞動關系矛盾防范化解的四方聯動機制，總結完善工會、法院、人社、司法四方聯動的經驗，進一步推廣延伸至街鎮，形成各部門間資源整合、信息共享、聯動調處的常態化工作格局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建設大數據預警分析模型。依托社保、銀行、交通、工商等部門與勞動用工相關的數據，建立大數據分析模型，對工資發放、社保繳納、園區通勤客流等進行比對分析，及早發現潛在的勞資糾紛矛盾。（勞動報首席記者 羅菁）